第一節   隋唐五代火災概況

在南北朝末期，隋文帝楊堅準備進攻南方的陳國。當時有個名叫高頰的臣僚獻策說：“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積儲皆非窖地。（宜）密遣行人，因風縱火，待彼修茸，更燃之。不出數年，自可財力俱盡”?？梢娔戏阶》亢蛡}庫與北方不同，多為易燃建筑，容易發生火災。隋文帝利用這個特點，采納了高頰的縱火計，致使陳國實力漸衰，陷入困境。

繼隋朝之后興起的唐朝，逐漸達到經濟繁榮，文化發達，是我國封建社會中一個空前的強盛時期。我國在唐代是世界上的先進國家之一。唐朝國都長安是全國的政治、文化教育和陸路交通的中心，它和東京開封都是全國最大的貿易中心。長安城自隋朝定都后開始興建，經過唐朝屢次修筑逐步完善起來，規模宏偉，布局嚴整?；食俏挥诔莾茸畋辈康闹醒?，建有許多宮殿、宗廟及衙署?；食峭獾闹烊复蠼挚v貫南北，將城區分為兩半，分別設有東市和西市。城內居住區共有一百零九坊，布列十分勻整。全城如宋敏求在《長安志》中所描述的，“棋布櫛比，街衢橫直，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”。象唐代長安這樣氣象雄偉的大城市，當時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。它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，曾經吸引了外國許多學生、官吏、僧侶、商人和游客前來學習、旅游或僑居。廣州、揚州和泉州也是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埠。成都、洪州（即南昌)、荊州、明州（即寧波）等地都是著名的城市。唐代人口較前增多，據稱天寶年間(742年至756年)全國共有九百余萬戶，五千二百余萬人。

關于唐代的火災情況，在當時一些著名詩人的作品中曾有反映。劉禹錫在《武陵觀火詩》中指出：“楚鄉祝融兮，炎火常為虞”，說明湖北、湖南一帶經常發生火災（武陵即今湖南常德）。柳宗元晚年任柳州刺史時，曾在《逐畢方文》的序中寫道：“元和七年(812年)夏，多火災。日夜數十發，少尚五、六發，過三月乃止。八年夏，又如之。人咸無安處，老弱燔死。晨不爨（意為炊)，夜不燭，皆列座屋上，左右視，罷不得休”?？梢姰敃r柳州火災發生之頻繁，使居民晝夜不得安寧。從隋唐五代時期的火災情況來看：

一、長安、揚州、金陵、洪州、杭州等城市曾發生一些大火據記載，唐元和十五年(820年)正月，“京師（指長安）西市火、焚死者眾”。唐會昌三年(843年)六月二十七日夜，“東市火，焚廬甚眾”。當時正在長安的目本和尚圓仁看到了這起火災，據他記錄：燒了東市曹門以西的肉行、鐵行等二十四個行業，共計四十多家。揚州于唐大（太）和八年(834年)三月發生大火，“燔民舍千區”；同年十一月又起火，“燔民舍數千區”。

唐開成四年(839年)十二月，“揚州市火，燔民舍數千家”。南唐升元六年(942年)，揚州再次發生大火，“焚數千家”。按《十國春秋》記載，吳大和六年(934年)三月，金陵（即南京）連續發生二起重大火災。南唐定都金陵后，保大十一年(953年)春三月，“金陵

火，逾月，焚官寺民廬數千間”；保大十五年(957年)十二月，“都城（指金陵）大火，一日數發”。洪州（即南昌）于唐貞元二年(786年)七月發生大火，“燔民舍萬七千家”。

杭州在隋代還是一個不出名的小城市。唐代由于治理西湖、修建水井等原因使該城逐漸擴展，在開元年間(713年至741年)已有八萬四千余戶，約四十萬人。五代十國時，吳越國在此定都，并修筑錢塘江石堤，阻止海潮沖擊，使農業和交通業有了很大發展，加之大規模地擴建城市，興建宮室、衙署、臺榭等，使杭州成為江南的一個名勝地區。與此同時，杭州的火災也逐漸增多。據記載，后晉天福六年(941年)七月甲戌，“杭州大火，燒毀宮室迨盡。錢元璀（吳越王）避之，火輒隨發，錢元瓘大懼，因病狂，是歲卒”（即當年死去）。④又據《十國春秋》記述，后周顯德五年(958年)四月辛酉，“杭州城南火，延于內城，官府廬舍幾盡，吳越王錢俶出居都城驛；壬戌旦，火將及鎮國倉，王親率左右至瑞石山，命酒祝之曰：‘不谷不德，天降之災，倉廩積儲實軍旅之備也，若盡焚之，民命安仰’。乃命從官伐林木以絕其勢，火遂止。是時被火毀者凡一萬九千余家”。其實，當這把大火即將延燒國家糧倉時，吳越王祈禱上天保佑也無濟于事，而砍伐林木以建立隔離地帶，才是阻止火勢蔓延的一種有效的方法。

二 宮殿、寺廟和武庫等發生一些重大火災

據記載，隋煬帝楊廣在位時，由于橫征暴斂，殘酷統治，對農民群眾造反極為恐懼。大業十二年(616年)四月，“大業殿西院火，帝（指隋煬帝）以為盜起，驚走，入西苑，匿草間，火止乃還，唐證圣元車(696年)正月丙申，皇城內明堂發生火災，至天明而并從根燼，大（太5和二年(828年）十一月甲辰，“禁中陽德寺火，延及宣政殷東組及門下省，宮人死者數百人”，唐代佛教極為盛行，寺廟期多，火災也不乏其例。大歷十年（775年)二月，“莊嚴寺佛圖（即佛塔）火。初有疾風，度雷薄擊，俄而火從佛圖出，寺僧數百人急救之，乃止，棟宇無損”。大順二年(891年)二月癸丑夜，“汴州（即開封)相國寺佛閣災。是日暮，微雨震電，寺人曾見塊火在三門樓藤網中，良久，火發，復飛越前殿，延燒佛閣”，據稱當時起火后，“既而大雨暴至，平地水深數尺，火益甚，延及民居，三日不滅”。此外，唐天寶十年(751年)八月六日，“武庫火，燒二十八間十九架，兵器四十七萬件”。前蜀永平五年(915年)冬十月一天夜里，高祖王建在華陽縣城的宮殿起火，“自得成都以來所得寶貨貯于百尺樓，悉為煨燼”。后唐天成四年(929年)十一月，河南汝州（今臨汝縣）發生火災，“燒羽林軍營五百余間”。

三、倉庫和船舶火災曾造成嚴重損失

唐貞元元年(785年)，江陵度支院（即稅務機關）起火；“焚江東租賦百余萬”。南唐具元二年(938年)五月丁卯，廣濟倉發生大火，“焚米二十萬石”。隋唐時期隨著水上運輸的發展，船舶火災較前增多，而且發生過一些大火。唐天寶十年(751年)正月，有一天刮“大風，陜州（今河南省陜縣）運船失火，燒二百一十只，損（失）米一百萬石，舟人死者六百人，又燒商人船一百只”。唐廣德元年(763年)十二月辛丑夜，“鄂州（今武昌）大風，火發江中，焚舟三千艘，延及岸上民居二千余家，死者四、五千人”。這兩起船舶火災蔓延之廣、燒船之多、損失之重，在我國火災史上是罕見的。

第二節   隋唐五代的防火措施

隋唐以來，在經濟發展和火災增多的形勢下，進一步加強了同火災的斗爭。如唐朝的左、右藏署負責掌管國庫，“四方所獻金玉，珠貝、玩好之物”均在庫中貯藏。當時朝廷規定：“凡藏院之內，禁人燃火，及無故入院者。晝則四面常持杖為之防守，夜則擊柝（即打更用的梆子），分更巡警之”。唐朝還設有左、右金吾衛（武官），負責“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，以執御非違”。有些官吏曾經因為當地發生火災或救火不力而受到處罰。例

如，元和四年(809年)三月，“御史臺佛舍火，當值御史李應罰一季俸”（即罰去一個季度的俸祿）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，“元陵火，罰李佑一月俸”。大（太）和二年(828年)十一月，禁中昭德官起火時，唐文宗李昂命令“神策士兵救之，公卿內臣集于日華門外。御史中丞溫造不到，與西巡使崔蠡、姚合等各罰一月俸”。

從防火技術方面來看，隋代已開始注意解決防止摩擦起火的問題。大業二年（605年)，隋楊帝征發二百萬人營建東都洛陽，派出許多民工到江西-一帶砍伐巨木，運往洛陽。唐代《貞觀政要》記載，“隋室初造此殿（指洛陽乾元殿），楹棟宏壯，大木非近道所有，自豫章采來。二千人拽一柱，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；中間若用木，輪動則火出”。就是說，在木柱下墊一排木滾，由于滾動時劇烈摩擦會起火燃燒，因而用生鐵鑄的滾子代替木滾。當時運送的巨木十分沉重，拖拉一，二里鐵滾就會被摩擦損壞，還要及的予以更換。采取這個辦法，既能使民工們拖拉巨木時省力些，又可以防止木料因購烈摩接而起處。它反映了隋代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。

唐代以來，某些有識之士已經在城市建設中重視防火問題，并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。例如，唐代宗年間(762年至779年)，李泌任杭州刺史時，發動居民在城內開鑿了六口大井，類似地下蓄水池。這不僅解決了居民飲水問題，也便于一旦發生火災用以滅火。另據記載，“廣州舊俗，皆以竹茅為屋，屢有火災”，唐玄宗開元年間(713年至741年)初期，宋璟任廣州都督，“教人燒瓦，改造店肆，自是無復延燒之患，人皆懷惠，立（碑）頌以化其政”。廣州百姓懷念宋璟的功德，說明他推行的火政得到了群眾的擁護。后來任過唐朝宰相的杜佑（死于元和七年，即公元812年)，在他擔任嶺南節度使（管轄廣州、桂林等地）期間，曾經“開大衢，疏座閘，以息火災”。即通過開辟寬闊的街道和疏通里巷的辦法，來防止火勢蔓延。元和初年楊於陵任嶺南節度使期間，亦“教民陶瓦，易蒲屋，以絕火患”。開元以后一百多年間，廣州經宋璟、杜佑、楊於陵等兒位地方官的宣傳和治理，許多百姓逐漸以瓦房代替竹屋茅舍，從而減少了火災的危害。

唐朝末期衰落以后，長安和洛陽城遭到很大破壞。汴州（即開封)在唐代由于交通和商業發達而成為一個“雄郡，自江、淮達于河、洛，舟車輻輳”。五代十國時期，后周定都汴州，使之成為政治、經濟中心，該城原有建筑已不適用，而且火患較多。后周世宗柴榮關于擴建汴州城的兩份詔書，反映出他對解決城市防火問題的重視和決心。后周顯德二年(955年)四月，柴榮在詔書中指出：汴州“諸衛軍營或多狹窄，百司公署無處興修，加之坊市之中，邸店（即商店、貨棧）有限，工商外至，絡繹無窮，就賃之資增添不定，貧缺之戶供辦實艱。而又屋宇交連，街衢秋溢。入夏有暑濕之苦，居常有煙火之憂”。因此，決定“將便公私，須廣都邑，宜令有司于京都四面別筑羅城，先立標幟，候將來冬春初農務閑時，即量差近甸人夫漸次修筑…未畢則迤邐次年…今后凡有營葬及興置宅灶并草市，并須去標幟七里外，其標幟內候官中畫定街巷、軍營、倉場、諸司、公廨院務等，即任百姓營造”。①次年春季，官府召集民工大舉興建外城。同年六月，柴榮又下詔書進一步指出：“京都人物誼闐（即喧囂擁擠），閭巷隘窄，雨雪則有泥濘之患，風旱則多火燭之憂，每遇炎熱，易生疫疾。近者開廣都邑，展引（即展寬）街坊，雖然暫勞，久成大利”，并規定“京城內街道五十步者，（準）許兩旁人戶各于五步內取便種樹、掘井、修蓋涼棚，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步者，各于三步，其次有差”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后周世宗柴榮把“常有煙火之憂”、“多火燭之憂”，當作城市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，連同官署、商店、民舍等房屋建筑以及街道交通、環境衛生等市政問題加以通盤考慮和綜合治理，使建筑布局與街道寬度不僅適應市政管理的需要，也有利于城市防火，減少火災危害。柴榮是一位有遠見的人，他不顧當時“怨謗之語”，堅信“雖然暫勞，久成大利”，堅持推行這些正確的措施，從而使汴州建設成為一個具有京城規模和嚴整規劃的繁榮城市。因此，后來宋朝即定都于汴京。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說：柴榮“增修汴城之兩詔，富于市政設計觀念，極堪注重”。這個評價是完全正確的。

應當指出，唐代由于防御火攻的軍事上的需要，也促進了消防事業的發展。杜佑在《通典2（成書于唐貞元十七年，即公元801年)中，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，提出了防御火攻的一系列措施。為了防止敵人利用火箭等火器攻城而引起火災，要求將“城門扇及城堠（堡）以泥厚涂備火”；“門棧以泥厚涂之備火”；“柴草之類貯積以泥厚涂之，防止火箭飛火”；“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”。同時，要嚴格法令，“先約失火者斬”，為防止奸細乘機放火作亂，規定起火后只準附近的官兵和百姓前往撲救，“城上不得輒離職掌，亂走街巷者斬”。撲救火災則使用油囊（即油布縫制的水囊)和大、小水袋等器具?！坝湍沂⑺诔巧?，擲安火車中，囊敗火滅”；“敵若縱火焚（城）樓堞，以鹿竹長一丈鎪（削）去節，

以生薄皮合縫為袋，貯水三、四石，將筒于袋內急縛如濺筒。令壯士三、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。每門（指城門）貯兩具。如無竹，以木合筒漆之而用，并小濺筒二十具而助之。（城）門內常以甕貯水添用”。這種油壅攜帶輕便，易于投擲在燃燒物上。水袋貯水較多，射水較遠。它們比一般水桶或其它甕、罐之類更適用于滅火?？梢娞拼然鹌骶咭严蛳缹Ｓ闷鞑牡姆较虬l展。上述防御火攻的措施和器具，不僅具有軍事上的重要意義，對于平時加強同火災的斗爭也是適用的。

第三節   唐代關于火災的刑律

早在戰國時期，法家李悝曾“集諸國刑典，造《法經》六篇”，但其中《雜法》篇中是否包含有關火災的內容，現在尚無確實史料可以說明。漢律沿襲秦律，直到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一脈相承。西晉泰始四年(268年)制定的《晉律》和南北朝北周(557年至581年)制定的《大律》中，都有“水火”篇，但其內容已湮沒失傳。董必武同志曾經指出：“我國保存下來的成文法，較完備的首先要算唐律，叫永徽律，這個法律是經過唐朝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個朝代，歷時三、四十年的時間才制訂出來的”。這部唐律頒布于永徽二年(651年)。遵照高宗李治的旨意，唐朝宰相長孫無忌等人撰寫了《唐律疏議》，對唐律作了權威性的說明和注解?！短坡墒枳h》經高宗批準，于永徽四年頒行。按照唐律規定，刑罰分為二十等，即答刑五等（答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），杖刑五等（杖六十、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一百），徒刑五等（一年、一年半、二年、二年半、三年)，流刑（流放到外地）三等（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)，死刑二等（絞、斬）。唐律中有關火災的條款大都列入其“雜律”篇，按《唐律疏議》所述：

一、“諸於山陵兆域內，失火者徒二年，延燒山林者流二千里，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二等，其在外失火而延燒者各減一等（余條在外失火準此)”。所謂山陵兆域，即皇帝陵墓塋地。如在山陵兆域外失火而延燒兆域內者，則刑罰各減一等；其余各條如系在外失火而延燒于內者，均按照此條規定，以在內失火罪減一等。

二、“諸於庫藏及倉內，皆不得燃火，違者徒（刑）一年“。

三，“諸失火、及非時燒田野者答五十（非時，謂二月一日以后，十月三十日以前，若鄉士異宜者依鄉法)。延燒人舍宅及財物者杖八十，贓重者坐臟論減三等，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二等”。唐朝規定，點火燒田野以便耕種，必須在收獲季節結束后方可進行。由于“北地霜早，南土晚寒”，允許燒田的“時節不可一準”，按當地“鄉法”規定的時間執行。發生火災造成房舍和財軔的損失，在唐代以折合成布帛的匹數來計算。失火損失超過二十匹布

帛的算為贓重，即比照盜竊的坐贓罪減三等判處。

四、“其行道，燃火不滅，而致延燒者各減一等”。人們在旅途中如果需要燃火（如燒飯、取暖、照明等），應當在用火后離去時予以熄滅；如不熄滅以致延燒他人林木、房舍、財物或造成人員傷亡者，則按上述有關條款治罪，但各減一等。

五、“諸於官府廨院及倉庫內失火者徒（刑）二年，在官內加二等（廟社內亦同），損害贓重者坐贓論，殺傷人者減斗殺傷人一等。延燒廟及宮闕者絞（刑），社減一等”。官內指宮殿禁門以內。如燒官府廨院內財物“損害贓重者”，為折合布帛五十匹，即判徒刑三年。延燒皇帝的宗廟及宮門者處以絞刑，延燒皇帝的祭社者罪減一等，即判處流刑三千里。

六、“諸故燒官府廨舍及私家舍宅若財物者徒（刑）三年，贓五匹流二千里，十匹絞（刑），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”。對于官府和私家房舍、財物，凡故意放火焚燒者，不論被燒房舍大小或財物損失多少，均處以三年徒刑，損失折合五匹布帛者流放三干里，折合十匹者處以絞刑。故意放火而殺人者，按故意殺人罪處以斬刑；傷人一肢者流放三千里。

七、“諸見火起，應告不告，應救不救，不救減失火罪二等(謂從本失火罪減)。其守衛宮殿、倉庫及掌囚者皆不得離所守救火，違者杖一百”。凡發現起火者，均應報警并與火場附近人員共同撲救；如果發現起火而不報告、不撲救，則應治罪，其刑罰比照失火罪誠二等。例如，“諸于官府廨院及倉庫內失火者徒二年”，誠二等為徒刑一年；又如，私家房舍失火處以答刑五十，誠二等為答刑三十。守衛宮殿、倉庫及看管囚犯的人員，發現起火后不得離開崗位前去數火，否則處以杖刑一百。他們發現起火后，雖然沒有離開崗位前去報警或撲救，亦不論罪。

八、“諸水火有所損敗，故犯者徵償，誤失者不償”。即發生水災或火災造成房舍、財物損失時，如系故意決堤放水，以加害于人，或蓄意縱火，以焚燒官府及私家房舍、財物，應賠償損失；、如因未修堤防或失火而造成損失者，則不予賠償。

此外，《雜律》中還規定：“諸侵巷阡陌者，杖七十，若種植墾食者答五十，各令復故；雖種植無妨廢者不坐（罪）”。即侵占街巷等“公行之所”者應治罪，并責令其恢復原狀。這不僅有利于維護城鎮交通，而且可以保持一定的防火間距，對于發生火災時防止火勢蔓延和進行撲救工作都是很有必要的。

從唐律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，為了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，唐朝十分重視運用法律武器來同火災作斗爭。一旦火災危害皇帝的宮殿、陵地、宗廟以及統治人民的各級官府衙署，其刑罰比危害黎民百姓時要重得多；如果農民群眾起來造反，用放火的方法進行反抗，就要遭到殘酷的鎮壓，被處以極刑。這鮮明地反映出唐朝封建法律的階級本質，它是體現地主階級的意志和維護其利益的工具。這是由當時社會與國家性質所決定的，各個封建王朝莫不如此。從同火災作斗爭的角度來看，唐律中有關火災的一系列條款，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歷史條件下是比較完備的。它包括了違犯防火與救火法令、失火、放火等各種違法行為的處理規定，在量刑上根據其性質、情節及危害程度而區別對待，對于放火者的刑罰重于失火者。對一般違法以致失火的人也予以一定的法律制裁，從而使法律在同火災進行的斗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綜上所述，自盛唐至五代十國，隨著許多地區的開發和建設，火患嚴重的地區逐漸增多。在此期間，我國消防事業有了進一步發展，積累了一些新經驗。在城市建設中，已經開始采取一些有效的防火措施。為了適應撲救火災的需要，制作和使用了水囊、水袋等消防專用器具。尤其是唐代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《永徽律》，包括了同火災作斗爭的一系列規定，對于后代建立和健全消防法規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影響。這

在古代世界消防法制的歷史上，是一個重要的成就。